如何不再是走向世界
2018-07-05 07:47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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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泽:其实也有人把林则徐看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,但他对于当时世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传统士大夫式的。至于魏源,确实有理由被我们称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,郭嵩焘就曾经在文章中肯定过魏源作《海国图志》的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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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嵩焘的认知、思想、勇气和精神历程,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

而对于我们来说,已成的历史,当然需要尊重,未成的历史可能性,则更加具有启示性。我们可以有所作为,我们需要有所作为,我们需要通过对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创造,重建人的主体性、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。如此,则属于中华民族的未来,就绝不能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拷贝。

孟泽

简单地看,近代中国从洋务发端的社会变革,其动力和阻力,显然都离不开利益与观念的驱使。在传统社会结构中,以皇权为中心的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利益集团的利益,以及与此相一致的观念,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洋务的方向和范围。清廷之所以对于洋务首鼠两端,出于利益的考量,也出于观念的相持。

孟泽:郭嵩焘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有金兰之谊,与左宗棠是发小。但他的知名,并非如曾国藩、左宗棠那样,因为有显赫的功业,而是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,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、法国,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精神与人格魅力。

我们需要通过对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创造,重建人的主体性、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

湖南日报:省文史馆馆员、船山学社社长王兴国先生去年在接受采访时说,开放包容,成就近现代湖南百年荣光。如此,作为洋务先知,湖南百年荣光里,郭嵩焘是否也有他的光闪烁?

湖南日报:时至今天,地球已经是一个村的概念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,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,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。因此,立足当下再去品读郭嵩焘,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呢?

洋务的兴起,原本就是对既定的皇权政治的挑战,洋务的目标自然必须限定在皇权政治利益可以接纳的范围,也必须限定在支撑这种利益的观念体系之内,即洋务只能是末务,而不能是本务。郭嵩焘之后,晚清所谓中体西用的学术表述,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看成一种政治表述,是妥协的结果。从这种妥协中,我们依然可以看到,尤其是宋、明以后,夷夏之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国人的天下意识与国家观。因此,观念的变革,显得尤其重要。郭嵩焘强调,中国圣贤讲究的三达德:知仁勇,其中知最重要,没有正确的认知,仁和勇将无所可为,甚至出现背反。这是独具一格的。

湖南日报:您在《洋务先知郭嵩焘》中说,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者的生涯,从与郭嵩焘的交往中开始,这里面有什么精彩的故事?郭嵩焘对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,影响在那些方面?

孟泽:如何建构被颠覆的文化自我,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在普遍性的世界潮流中获得延伸,如何既不封闭又不瓦解,既不自闭自恋又不自卑自残,如何不再是走向世界,而是完整地拥有自己的世界,或者说,拥有自我及其世界的完整性,如何重新打量和安排非古典的天下,这是一个既关涉到历史选择也关涉到现实选择,既取决于历史遗产也取决于现实创造的重大命题。

近代中国从洋务发端的社会变革,其动力和阻力,离不开利益与观念的驱使

光绪二年(1876),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,滞留北京,舆论以郭嵩焘的出使,为国之奇耻大辱。在家乡长沙,参加乡试的诸生,对郭嵩焘痛加诋毁,聚集玉泉山,要烧毁郭嵩焘支持修复的上林寺(谣言说其中有洋人居住),还扬言要捣毁郭家住宅,郭氏一门大为紧张。读书人中,流传专为嘲骂郭嵩焘所作的对联出乎其类,拔乎其萃,不容于尧舜之世;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,何必去父母之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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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意识到,西洋以行商为国计,其势必不能竟已也。仅此一点,西洋之入中国,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,这是商业的逻辑,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。出使之后,郭嵩焘更觉察到,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,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,是以其气常固,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从事者的权益,为商人提供便利。

郭嵩焘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,有湖南人的精神的某种核心意蕴

郭嵩焘悲剧性的生涯,他的个性和思想,正是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倾斜关系中展开和呈现的。他最早意识到这种倾斜,并且试图通过自我唤起以及由此带来的适应与改善,来最大限度、最快地消除这种倾斜。但是,他所面对的,也许不是一个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改变局面的问题,照他的话说,这同时是一个有本有末的问题。只是晚清当轴者的势利和昏迷,凸显了其中的困局和悲情,使得哪怕是策略的改变与改善,也极其艰难,让人痛心不已。

这,可以从郭嵩焘的作为中找到说明。郭嵩焘孜孜不倦以天下家国为念,晚年骂名遍天下,犹不惜印行《罪言存略》,希望以先知觉后知,以先觉觉后觉,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,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,自己愿身化为稿荐,任人溲溺其上,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。此种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,有湖南人的精神的某种核心意蕴。

孟泽:严复在郭嵩焘作为英国公使时,由福建船政学堂派往英国留学,时在1877年,郭嵩焘在与那批留学生的交往中,发现严复的见识,尤其是关于中西方文明的见识最好,如果让他仅仅学一些造舰驾船的知识,回国后管带一船,会是大材小用,他希望严复能对于西方文明有更多的认知和了解,学成后可以为国家办理外交事务,为沟通西方做出更多贡献,于是设法延长了严复在英国的留学时间。严复日后在启蒙事业上的作为,证明郭嵩焘对于他的赏识绝非出于私心与偏爱,也延伸了郭嵩焘对于西方的开通视野。郭嵩焘晚年与严复鱼雁不断,郭嵩焘去世,严复作挽联,以身负谣诼却九死其未悔的屈原比拟郭嵩焘。

湖南日报:习近平总书记说,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,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,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如果说,郭嵩焘最后竟然获得汉奸的骂名,原因或者教训是否就在于全盘西化观所致?

不仅如此,郭嵩焘还认为,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,西洋之入中国,诚为天地一大变,其气机甚远,而且,夷人之于中国,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,亦足为中国之利。因此,虽尧舜生于今日,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。否则,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,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自然,这样的认识带来更多的是惊悚,而不是认同。

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,副使刘锡鸿劾奏郭嵩焘三大罪十大罪,如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,不复顾念国体,包括见到巴西国王,擅自起立,堂堂天朝,何至为小国君主致敬;包括对于西洋风俗摹形肖色,务欲穷工,不以忘本为耻。如此种种,不一而足,所谓罪状,在今天看来都是笑话。

当然,趋向两极而同样固执的认知、判断和选择,基于性情。基于性情中流淌的蕴藏于湖湘水土的浩然之气、生猛之气、蛮荒之气。这种性情,不同程度地表征在湖湘近代人物的生涯中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),郭嵩焘在长沙逝世,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郭嵩焘学行政绩,请求宣付国史馆立传,并请赐谥。朝廷谕旨:郭嵩焘出使外洋,所著书籍,颇滋物议,所请着不准行。

郭嵩焘洋务事略

近现代湖南百年荣光里,少不了郭嵩焘的光辉

从对于当时世界认知的全面、准确、客观、深入程度等方面看,郭嵩焘堪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

湖南日报:我们都知道,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,从来是指清代启蒙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魏源。可您却说郭嵩焘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!这是为什么?他们俩的看世界,有什么本质的区别?

孟泽,知名学者,湖南双峰人,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曾主讲《光明日报》光明讲坛、《南方周末》华人精英论坛、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,著有《有我无我之境》《两歧的诗学》《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》《洋务先知郭嵩焘》《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》《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》《广陵散》《君自故乡来》等专著。

郭嵩焘之所以自负与固执,我认为源于一种道德勇气,源于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,源于他对于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和瞩望。这是弥足珍贵的,或许是我为他立传的初心。

毫无疑问,近代以前的中国,并非蛮荒之地,即使相比于西方工业文明,它也是一种堪称系统的文明形态,其文化所内含的世界观和生命观,并非空穴来风,并非用前文明潜科学前宗教的名义可以一举清算干净。因此,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,至今不能是一种可以简单替换的关系,简单的替换似乎也不能解决它的问题。它的改变,必须是一种带着自己的基因和元素的新的嫁接、生长和自我发育,这种改变至今是未完成的,在固执与妥协之间,充满焦虑、挫折与不安,自然也充满希望。

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者的生涯,从与郭嵩焘的交往中开始

孟泽:从今天的视角看,湖南近代百年荣光,当然少不了郭嵩焘的光辉。他同样秉承了经世致用的学风,尤其秉承了湖湘理学所强调的傑然自立,志气充塞乎天地,临大节而不可夺,有道德足以赞时,进退自得,风不能靡,波不能流,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,不惜以死自担的精神,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检讨历史,面向世界,由此出发,择善固执,绝不动摇,以致最终像汪荣祖先生所说的,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,但今日视之,实众醉而斯人独醒。也许,真的只有湖南人才会这样霸蛮到舍生取义,不计功名富贵。

湖南日报: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郭嵩焘在出使英法的过程中,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,既使自己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,又不见容于一些抱残守缺者,频滋物议。这究竟是文化的悲哀?还是时代的悲剧?

郭嵩焘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,认为他主张全盘西化,显然是天大的误会

但是,从对于当时世界的认知的全面、准确、客观、深入程度,从躬身洋务、亲炙西方的特殊履历,从面对西方文明的自如心态等等方面看,我以为,只有郭嵩焘堪当睁眼二字。因为,在林则徐、魏源的文字里,西方毕竟仍然是几近于妖魔的,夷夏之辨也完全不可动摇,他们并没有将之作为对等文明来看待,这与郭嵩焘不可同日而语。

郭嵩焘超出同时代人的另一个方面的见识,是关于商人、商业的。

湖南日报:教授好。在我们一般的传统认知里,郭嵩焘的形象比较暗淡。但早在2009年,您就出版了郭嵩焘的传记《洋务先知郭嵩焘》。能请您简单介绍下您为郭嵩焘立传的初心是什么吗?

郭嵩焘,清末外交官,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,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物之一。他曾上书条议海防事宜,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,单单船坚炮利不可以自强,并主张民办企业。为当世宣传变法的先声,却不被人所理解、容忍,甚至于被诋毁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: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。立足全面对外开放的今天,回望来时路,在清朝末年国门被洞开之时,有一个湖南人的经历跌宕起伏,其命运与国运同沉浮,留下几多慷慨!空余几许悲切!他,就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,被誉为洋务先知的我省湘阴人郭嵩焘(1818-1891)。在他诞辰二百周年之际,记者采访了郭嵩焘研究专家、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教授。

郭嵩焘认为,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。这样的说法,显然会多所冒犯。古代中国,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,但在主流文化里,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,所谓无商不奸。郭嵩焘对于商人的认可,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,他们家曾经富裕,有一项营生就是借贷,他一定见识过商人的精明与慷慨,商人创业的勤勉与艰难,因此面对商人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。而且,从出道开始,他就替曾国藩理财,尽管持身俭朴,律己严苛,但懂得流转的必要,懂得交换的好处,懂得钱能生钱的秘密。

在某种意义上,郭嵩焘的认知、思想、勇气和精神历程,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。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,延伸到辛亥革命,甚至延伸到五四,说他是洋务先知,并不夸张。正如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说的,他是那个时代中,最勇于挽澜之人,我们追踪其人,印证其时、其地,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。他的思想过于先进,同时代人难以接受,也很少接受;他的个性貌似恭俭,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。

孟泽:按照汪荣祖先生的说法,郭嵩焘的挫折,象征着近代中国的挫折。这种挫折,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无知与颟顸,也无法单纯归结为文明的自负。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转型,本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,其中充满了认知的障碍、人事的舛错、价值观的混乱。郭嵩焘屡被骂名,以至被指为汉奸,就是因为他超越性的前瞻,以及由这种前瞻可能带来的作为,不仅会触及利益、观念,甚至会触动整个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心理。

近代以来,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倾斜的,不平衡的,不论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,还是人心。古典的天下观以伦理关系建构国家关系,讲求情感的依附而缺少理性的权衡,没有平等的人格和独立完整的尊严。已经不能对应也无法处置眼前的世界。

孟泽:湖湘人文在近代蔚为大观,其中彰显在出类拔萃者身上有豪情,也有悲情;有感性、诗性,也有理性;有极端的功利,也有极端的浪漫;有充满野性的朴拙,也有精明务实的机巧;有少见的认真,也有少见的灵乏;有随机,也有刻版,有极端的真诚(精诚所至),也有极端的虚伪(大奸似忠)。但其主流,我认为就是天下家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精神的完美融合。

湖南日报:近代以来,有一种被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的文化现象一直广受关注。所谓湖南人的精神,有学者认为,就是天下家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精神的完美融合。作为一个湖南人,郭嵩焘的身上,有没有体现出湖南人的精神?

1876年末,郭嵩焘出使英国,按照朝廷的要求,他很快以《使西纪程》为名,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,还自以为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。但是,《使西纪程》印行不久,就在国内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对,王闿运说,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,李慈铭说,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。此书一出,凡有血气者,无不切齿。这是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言论,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,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,欲中国臣事之,请求将《使西纪程》毁版,张佩纶请求撤回郭嵩焘。

湖南日报记者奉清清

郭嵩焘曾经协助曾国藩办理团练,参赞僧格林沁军务,巡抚广东,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亲历者,又以老病之身,奔走七万里,出使英国。在此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,特别是有关洋务的见解。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,对于晚晴社会的检讨与未来中国的认识,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。正因为如此,他的生平和仕途,更加举步维艰,坎坷不断,他的见识与作为,常常充满争议、攻讦乃至毁谤。

孟泽:以郭嵩焘的出身和教养,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,他也并不认为西方文明就是一切的楷模,因此,认为他主张全盘西化,显然是天大的误会。郭嵩焘作为洋务先知的见识,说起来似乎复杂,其实很简单,最根本的一点便是,在所有人视洋人为夷狄,为洪水猛兽时,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,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,洋人之与吾民,亦类也,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。这样的见识,大约在1855年他见识上海英法租界洋泾浜之前,就已经形成。这就是先知吗?是的。曾几何时,汉民族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,在韩愈的文章中,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。而在郭嵩焘看来,即使上古时候,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,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,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。郭嵩焘的说法,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。